2、教父哲学中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

教父哲学是基督教哲学第一个历史形态。基督教哲学与希腊哲学的乐观主义精神恰好相反，他们否定现世生活，谋求灵魂的救赎，视人间为走向天国的“天路历程”，试图通过信仰上帝获得永生。因此，他们对现世生活采取了悲观主义的态度，而对来世采取了乐观主义的态度。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基督教哲学的主要问题是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理性辩护主义往往全面比较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的异同，并且论证基督教哲学是高于希腊哲学的真正哲学；信仰主义往往激烈地驳斥希腊哲学。理性辩护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查士丁、奥里根、克莱门特等。信仰主义代表人物为德尔图良。

查士丁被认为是基督教哲学的第一个开端，他利用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的相似之处为基督教的权利辩护，进一步指出角度讲高于希腊哲学的优越之处，论证基督教是真正的哲学。奥里根被认为是基督教哲学的第一位系统的哲学家。他提出“寓意解经法”，即从精神实质上去解释《圣经》。在某种意义上说，“寓意解经法”实际上意味着以理性为标准来审视信仰及其传统。以上两位都认为理性可以作为信仰的助手，而德尔图良则彻底排斥理性。他坚决抵制哲学，他认为基督教是上帝的福音，而哲学则是“人与魔鬼的学说。提出“惟其不可能，我才相信”的论断，提倡用信仰代替理性。

最终教会采纳了奥古斯丁调和主义（偏向理性辩护主义）的观点，奥古斯丁把基督教哲学理解为“真正的哲学”，认为信仰和理性的关系犹如基督教和哲学的关系，两者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彼此交叉的关系。奥古斯丁坚持“相信，然后信仰”的基本立场，强调信仰的先决作用和优先地位。但另一方面，这不是单纯的信仰主义的立场，奥古斯丁承认信仰需要理性的准备，这是安瑟尔谟“信仰寻求理解”命题的某种先声。中世纪早期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在这里取得了暂时的和解。

3、经院哲学时期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

与教父哲学不同，经院哲学需要从理论上论证、阐释教义，使神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代表人物有安瑟尔谟和托马斯阿奎那。随着神学体系系统性和理论性的深化，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凸显，最终显现出无法调和的矛盾而导致了经院哲学的衰败。

首先，安瑟尔谟将作为理性思维艺术的辩证法引入神学的思维，理性主义开始复苏。安瑟尔谟用“信仰寻求理解”概括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信仰是理解的出发点，没有信仰就不会有理解。另一方面，有了信仰，不一定总会有理解，理解不会因信仰而自发产生，而是信仰积极寻求的产物。在这一时期，经院哲学的一般倾向是把神学当作真正的哲学，但13世纪兴起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突破了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经院哲学内部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斗争。

托马斯阿奎那在新的思想条件下调整了神学和哲学的关系，他一方面明确区分了哲学和神学，指出它们二者的不同，另一方面又坚持神学高于哲学的传统立场。哲学的作用被限定在证明、解释和保护信仰的范围之内。他是中世纪第一位肯定哲学独立于神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承认哲学家可以按照自然赋予的理性探索真理，这为哲学的解放开辟了道路。

然而，托马斯所建立的理性与信仰的联盟遭到了英国唯名论以及司各脱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唯名论反对用理性来思维信仰的做法，同时司各脱主义通过形而上学与神学的区分与唯名论一同消解了经院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经院哲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4、哲学史意义

基督教哲学始终处在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之中。当时是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时代，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诉诸信仰的宗教神学具有绝对的权威，然而哲学的思辨却需要理性的力量。基督教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试图调和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尝试用理性来证明信仰。但是由于二者在根本上是矛盾的，因此最终不仅损害了信仰，也失落了理性。以至于直到笛卡尔才重新确立起理性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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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理性批判

（一）道德问题的提出

1、实践理性

纯粹理性的理论能力就是认识能力，而纯粹理性的实践能力就是欲求能力。这里的区别在于，就理论能力而言认识能力并没有高级和低级的分别；而就实践能力而论欲求能力是有高级与低级的分别的。

实践的东西与欲求能力基本上是重合的，实践的东西总是与某种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不过，相对来说，实践更强调行动及其决定根据。于是，它总是指这样一种活动，即人出于一直并产生某种现实结果的行动。一般的实践就有三项因素：实践准则即意志决定根据、意志决定与行为、实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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