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翦为首的王氏一族共同掌握着秦军内部山头的话语权。

但王氏军功过大，秦灭六国后期之时，嬴政已经有意扶持蒙氏以作制衡。

因此蒙家子弟又多有入朝出仕的先例，如蒙武为内史，蒙毅为上卿...

如今的蒙氏一族，风头甚至隐隐盖过王氏，有第一将门之势。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蒙恬的发言就代表着军方的支持。

有了朝内文武双方重要人物的表态支持，本就是形式大于实质的廷议自然落下帷幕。

嬴政最终决议道：“许扶苏所言，迁关东六国之地豪富之家及旧贵望族于骊山，由廷尉共各地郡守一同操办。”

从藏阳宫内提出设想获得嬴政默许，再经由廷议上文武重臣们讨论赞同，最终由嬴政盖上玉玺颁发圣旨。

扶苏终于在这个时空扇动了自己蝴蝶的翅膀，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至于将来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暴？只有天知道。

至于扶苏为什么要一再在上奏时特别强调“新地”、“豪强”，自然也是有讲究的。

“新地”，顾名思义，新占领的地域。也就是秦朝攻灭的六国之地，秦朝的政令在此类地区推行并不像秦地一样自如。

特别是新近覆灭的燕、齐等关东地区。

秦朝攻灭六国后，为了巩固统治，派遣了大量的“新地吏”前去治理关东各地。

但由于语言、文化等诸多障碍，这些来自故秦地的新地吏往往难以立刻融入“新地”的政治文化圈并发挥作用。

“新地吏”由来自故秦地的吏员与从本地选拔的吏员两部分组成，前者通常担任令、丞、尉等高级长吏，后者往往把持着位卑权重的要职。

在“新地吏”的构成中，秦吏的数量远远少于当地新选拔的吏员。

从“新地”本地人中选拔出的“新地吏”，由于同时熟悉秦法与当地习俗的缘故自然地便成为秦吏的左膀右臂。

这些人才是直面百姓、处理日常事务的主体。他们深知“秦法实重”的道理。

但是，在配合秦吏贯彻中央官府统治意志时，其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又使得他们冲锋在前。

不客气的说，即便是派出的秦吏在“新地”有作恶的打算，在缺乏本地吏配合的情况下也只能是空想。

反而是本地吏员在欺压黔首的事件中扮演着比秦吏更为恶劣的角色。

无论是在狱中调戏吕后的狱吏还是在酒店骗吃混喝的刘邦其实都是“新地吏”中的本地人，他们欺压父老袍泽的工具，便是秦法。

面对后者的违法乱纪之举，只要不是过于明显肆虐，秦吏往往只能采取默许甚至参与其中的态度。

这便使得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在本地吏数量远远超过秦吏的“新地”，“匡饬异俗”往往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具体施政时仍多仰仗本地的“豪吏”“主吏”等土生土长的吏员领袖。

这就导致一些利于一统却有损地方豪强的政令推行时阻力重重，严重破坏了秦朝的施政根基。

因此，历史上本地吏员与新黔首决定参与反秦战争，举起遍地反旗时，那些中央所委派的秦吏们大多也只能采取随顺的态度。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新地”政治的运行有其自身的逻辑，这是不以最高统治者嬴政以及“新地吏”中秦吏的意志为转移的。

只有通过时间的积累才能慢慢潜移默化。

秦的扩张速度实在太快，吏员队伍的培养没有跟上，每个县能配备一两名秦吏已经达到其力量的极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扶苏知道，嬴政也清楚，朝堂上的群臣百官更是明白。但对于一个新立统一的大帝国而言，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迅速解决。

如今陵邑迁豪强制度提前出现，至少可以帮助秦朝缓上一口气。

嬴政此时却转向扶苏道：“秦律，功必赏，过必罚。汝献策有功，可有所请？”

扶苏正色道：“儿臣不敢辞之以坏律例，愿为少府工室一佐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