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宗教信仰，只要宗教活动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进行，不违反大秦的法律与社会秩序，民众均可自由信奉自己所尊崇的神灵。无论是本土的宗教信仰，还是外来的宗教派别，都能在大秦的土地上找到生存的空间。但对于那些企图利用宗教进行煽动叛乱、破坏大秦统治的宗教组织，大秦则会毫不手软地予以严厉打击。帝国的安全部队会迅速出击，捣毁其据点，逮捕其头目与骨干成员，全部处死。
另外，大秦明确划分了公民等级，大秦子民为一等公民，赋予诸多特权与优先发展的机会。
大秦本土子民的户籍登记犹如一部详细的家族史册，除了记录基本的个人信息外，还详细记录家族世系，以便追溯家族渊源与血统传承；财产状况的记录则关乎税收、徭役以及社会地位的评定等多方面事务；职业技能信息的登记有助于帝国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发挥每个人的最大价值。凭借这些户籍信息，大秦本土子民在教育资源分配上享有优先权，能够进入更好的学府接受优质教育；在医疗保障方面，可优先获得帝国的医疗救助与服务；在土地分配上，也能得到更为肥沃、广阔的土地。
而新征服地区的原住民族，大多被归为奴隶或低等身份。他们被要求承担繁重的劳役，无论是修建大型工程，如宫殿、城墙、道路、水利设施等，还是从事农业生产中的艰苦劳作，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同时，他们还需缴纳高额的赋税，这些赋税成为大秦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只有在战场上立下战功，他们才有可能打破身份的枷锁，摆脱奴隶身份，晋升为平民，从而获得相对自由与有限的权利。
在户籍制度上，新征服地区民众的户籍重点聚焦于几个关键要素。所属族群的记录被置于首位，这是大秦帝国对不同民族实施分类管理的重要依据。
通过明确族群归属，帝国能够依据各民族的特性、传统与习俗，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策略，从人口调配到劳役安排，都可做到有的放矢。服役情况的详尽记录则成为考核他们对帝国忠诚度与贡献度的核心指标。每一次的征战、每一项公共工程的参与，都被详细铭刻在户籍之中，服役的时长、表现的优劣，都将决定他们在帝国眼中的价值。而赋税缴纳记录，更是与他们在帝国统治下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赋税的多寡、是否按时足额缴纳，不仅关乎帝国的财政收入，也影响着他们自身的生活保障与社会地位。
这些新征服地区的民众，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无疑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教育资源方面，他们很难获得与大秦本土子民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优质的学府大多对他们紧闭大门，仅能接受一些基础的、为了满足帝国统治需求的简单教化。医疗资源亦是如此，简陋的医疗设施与有限的医护人员，使得他们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只能听天由命。土地分配上，他们得到的往往是偏远、贫瘠的土地，难以依靠耕种实现富足。并且，他们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与监视。行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特定区域内，未经许可擅自离开，便会遭受严厉惩处。职业选择更是少得可怜，大多只能从事诸如采矿、修路、耕种等低贱且辛苦的体力劳动，成为帝国建设的底层力量。
在易华伟看来，这种民族政策虽显严苛，却有着深刻的战略考量。从维护帝国统治秩序而言，对新征服民族的严格管理可有效预防叛乱与动荡的发生。明确的等级划分与资源分配差异，使得新征服民众难以形成足以威胁帝国统治的强大力量。而社会稳定方面，通过限制其行动与职业选择，可将他们安置在帝国规划好的社会框架内，减少因人口无序流动与职业竞争引发的社会矛盾。
同时，这一政策也鲜明地彰显了大秦子民的优越地位。大秦本土民众在各方面享有的特权，使他们对帝国充满归属感与忠诚度，而新征服民众为了摆脱低下的身份，唯有努力为帝国效力，谋求身份的晋升。这种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新征服民众在为帝国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接触并了解大秦文化与制度，而大秦子民也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优秀特质，为大秦帝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总不可能征服你，是让你过来享福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易华伟深知帝国的扩张与统治需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必然由被征服者分担一部分。当然，以当今世界而言，能吃饱穿暖就已经是极大的幸福了。
但在大秦，即便是处于底层的三等公民，在日常的饮食与穿着方面所享有的水准，也远远超越了罗马贵族。
大秦的农业生产在一系列先进技术与高效管理模式的推动下，粮食产量颇为可观。小麦、稻米等主食作物不仅产量丰盈，且品质上乘。大秦子民的餐桌上，主食种类丰富多样，除了精细的白米白面，还有各类谷物制成的特色食品。在副食方面，肉类的供应亦较为充足，无论是家养的禽畜，还是从山林、河流中获取的猎物与河鲜，都能时常出现在他们的餐盘之中。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更是琳琅满目，得益于发达的农业种植技术与广泛的贸易网络，即使在非当季时节，也能品尝到来自不同地域的果蔬。
而罗马贵族的饮食，尽管也有其独特之处，但相比之下则显得逊色许多。罗马的农业生产受地域与技术的限制，主食多为较为粗糙的麦类制品，且产量时常受到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不稳定。肉类在其饮食结构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且获取的渠道较为单一，大多依赖于本地有限的畜牧资源。在果蔬供应上，种类相对匮乏，尤其是一些来自遥远东方的特色果蔬，对于他们而言更是难得一见的珍馐。
在服饰穿着上，大秦帝国的纺织工艺精湛绝伦。丝绸、棉布、麻布等各类材质应有尽有，且制作工艺精细复杂。大秦的三等公民能够穿着质地柔软、款式多样的衣物。而罗马贵族的服饰材质主要以羊毛和亚麻为主，羊毛衣物虽有一定的保暖性，但质地相对粗糙，穿着时的舒适度远不及大秦的丝绸与棉布。亚麻衣物在夏季虽较为凉爽，但容易起皱，且款式相对单一，缺乏大秦服饰那种精致的裁剪与华丽的装饰。
在征服三大帝国之后，大秦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现有人口一亿八千余万，加上五千万被征服的人口，总人口已达两亿三千余万。
大秦帝国极为重视粮食产量的提升。对于新征服地区，积极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成为关键举措。帝国派遣大量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地，指导农民改进耕种方式。在灌溉上，引入更为高效的水利设施，如新型的水车与灌溉渠道网络，使得农田能够得到更充足且均匀的水分供应。施肥技术也得到革新，利用牲畜粪便与草木灰等制作复合肥料，提高土壤肥力。同时，开垦荒地的行动在新征服地区大规模展开。军队在战后的余威下，组织被征服民众对荒地进行开垦，将大片原本荒芜的土地变为可耕种的农田。
在原大秦本土，农业生产也进一步精细化。政府鼓励农民进行多种作物的轮作与间作，提高土地利用率。例如，在小麦收割后的土地上种植豆类作物，利用豆类植物的固氮作用改良土壤，为下一季的耕种做好准备。并且，对农具进行改良升级，铁制农具的质量与工艺不断提升，更锋利、更耐用的农具大大提高了耕种效率。
兴修水利工程更是大秦在农业发展方面的大手笔，在河流交汇处、平原地区修建起一座座大型水利枢纽，这些水利工程不仅能够防洪抗旱，还能为周边的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使得新征服地区的粮食产量逐年稳步提升。
通过这些努力，大秦帝国的粮食总产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新征服地区，粮食产量逐渐从自给不足向自给有余转变。一些原本粮食短缺的地区，如今也能为帝国的储备贡献力量。而本土地区的粮食产量更是稳定增长，不仅满足了本土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还能为军队的征战、城市的建设提供充足的粮食保障。
这充足的粮食供应成为大秦帝国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石，支撑着帝国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持续扩张与繁荣，也为进一步同化新征服民众，使其融入大秦帝国的整体社会体系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