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华从徽宗语气里，已经听出了味道。所以他回道：“回皇上，光华觉得曾肇这份奏书说的非常好，也非常及时。当下开放言论、解封文字非常有必要，如果不开放言论、解封文字，就像曾肇奏书当中说的，皇上只能听一人或者几人之言，那样皇上您就会耳不聪目不明，朝廷就得不到准确信息，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摸不清社会脉搏，反而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假消息、假情况误导，皇上和朝廷作出的决策就会跟社会现实相脱节，甚至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导致国家陷入危机。所以，我非常赞成曾肇的意见”。

徽宗点点头，很严肃地说，“我对这个情况以前并不了解，对先帝朝的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我那时没想过能当皇帝，所以我从来都不关心朝廷的事。现在看来，这问题是挺严重，不过，我还真没想到，问题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是谁在压制言论，在封禁文字书籍？”

杨光华说：“我对咱大宋朝，从太祖太宗朝，一直到哲宗朝，都做过研究，从哲宗朝到现在，是大宋开国以来言论封禁和书籍封杀最严重的时期，而这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章惇”。

杨光华接着说：“从尧舜以来，凡是卓有成就的帝王，特别是那些开创了震古烁今的成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帝王，从尧舜到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再到汉武大帝、唐太宗，无不是开明帝王，他们倡行并鼓励开放言论、发展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对于教化平民、听取民声、尤其是听取各级官员、士大夫、有识之士的意见建议，对于朝廷和皇上的启发借鉴，不容小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咱大宋从开国起，就定下了重视文人文化、推动文化教育的基本国策，可眼下这种封禁言论、封杀书籍、糟蹋文人的做法，是跟大宋的基本国策相背道而驰的，只看东坡老先生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天下人都知道皇上您学识丰富、文化功底深厚，并且胸襟开阔、目光高远，倘若您不能突破当前这种状况，我觉得，就会被世人、将来也会被历史认为是徒有虚名，名不副实啊。哎呀皇上，不好意思，我说着说着激动起来，说漏嘴了，您可不要见怪哦。”

徽宗说：“说的好，特别好呀，你不说我怎么能知道这么多，又怎么能受到启发？再说，这件事，如果不是曾肇的这封奏书，不是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能明白当前的这种情况，我又怎么能了解这种现实呢？就像你说的，我就是要做一个开明的君主，我要有作为，就得要开放言论，放开封禁，不允许那种封杀言论、封禁书籍、残害文人的行为发生。说干就干，做大事不能拖拖拉拉婆婆妈妈的，马上把曾肇叫来”。

守在门外的杨戬一听，没等杨光华吩咐，就兔子一样跑去喊来了曾肇。

皇上把刚才跟杨光华说过的观点，对曾肇重复了一遍，曾肇就非常明白了。第二天早朝一下，徽宗刚回到垂拱殿，曾肇就把起草的开放言论、解除书籍封禁的诏书草稿就交到了杨光华手上。杨光华看过以后没做任何修改，直接就呈给了皇上。在杨光华看来，曾肇写的东西，原本就是他的楷模，他从曾肇的身上和曾肇的文章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而这篇诏书草稿，无论内容，还是文采，甚至包括语气，都写得内涵丰富、气势恢宏，都值得他好好学习效仿。

敕书草稿写道：“朕自入继大统，任大责重，不知如何治理天下。四海之大，问题之多，非朕一人所能遍察，端赖士庶臣民多进忠言，以匡不逮。举凡朕躬的阙失，政令是否妥当，风俗是否淳朴，朝廷恩泽能否普及民间，黎庶的疾苦是否有人关心，均在建言之列。在京言事者，所属部门长官；外地言事者，送给州军转呈。”

徽宗看过之后，沉思了半天，对杨光华说：“写得真好，文字极朴实，意思是说到位了，也说出了朕的心里话。只是，对解除书籍封禁，只字没提呀。”

这个问题，杨光华也看出来了，但他并没有提出意见，因为他觉得不提反而更好，曾肇的意图是对的。只是，不知自己跟曾肇的想法是否一致呢？于是就提议：“皇上，我觉得不直接提开放言论、解除封禁，反而更好。要不，把曾肇叫来，您直接听听他的想法？”

徽宗点头同意，杨戬就又去把曾肇带到了垂拱殿。曾肇往皇上近前移动了两步，解释道：“皇上，我是这样考虑的：一，只要皇上公开征集言论，号召天下有识之士皆可进言，这就等于是明确宣布开放言论、解除封禁了，不必说得太过直接；二，封禁言论、封杀书籍的政策和执行措施都是章相领导制定，并一直坚持实施的，如果直接宣布开放言论、解除封禁，既对章相不利，也对朝廷的各级官员的团结不利，当下应该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不应因一人一事影响团结影响士气，进而影响了国运和发展呀。这是我的看法，皇上若一定要改，那我按皇上的要求回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