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规规矩矩地坐到沙发上,一脸的凝重:“我是农村出来的,我很了解我们农村人的心态,大家见到领导一般情况下都会怕的要命,躲都躲不及呢?他们去上访,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所以这些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真实的。我发现今天来上访的基本上都是反映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这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政府行为存在很大问题。”
李书记问:“你能说的具体一些吗?我们政府行为存在哪些问题?”
叶飞说:“我想最根本的一点是党委、政府的权力边界不清晰,在老百姓的眼里我们党委、政府什么都能管,什么都能干,这也是老百姓现在信访不信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不但老百姓看不见党委政府的权力边界,我们党委、政府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权力边界,我想咱们随便问一名基层干部,哪些事情他可以管,哪些事情他不能管,可能他自己也说不清。这种权力边界不清晰造成部门不负责任的直接恶果,今天的上访户很多都是反映这个问题,有利益了哪个部门都想伸一手,捞些好处,没有利益了,全都躲的远远的,最终的结果是群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一名个体工商户在门口堆了一批食品和烟酒批发,城管可以其门面装饰不规范为由罚款,烟草专卖局可以烟草不得批发为由罚款,经贸局可以违反酒类专卖为由罚款,工商局、食品卫生管理所、质量监督管理局都可以食品不合格为由罚款,这样一个工商个体户至少有6个部门同时可以管理他。假如这个工商个体户是普通的不良商户,经营的食品是有毒有害食品,那么这些部门可以直接罚到这个商户倒闭。但是我们把这个工商个体户的身份变一下,他有背景、有后台,虽然他依然是个不良商户,但如果顾客因此吃坏了肚子,却找不到可以管理的部门,各部门会彼此推脱,让受害者来回奔波,最后往往是不了了之。我想这就是政府部门权力边界不清晰造成的后果。”
李书记听到这里,深深地皱着眉头,他是从京城下派来的,虽然有一颗拳拳赤子心,但他对基层还真没有这么深的了解,叶飞见李书记脸色有些重,就不再说话,李书记说:“我听着呢,你接着说。”
叶飞看不出李书记是否同意自己的说法,但自己的说法明显影响了李书记的情绪,他就调整了一下状态,鼓起勇气继续说:“我觉得我们解决信访个案,是在治表,治表固然重要,但只能解决个案,却不能治里断根,如要治里断根,关键还是以问题为导向,建立长效机制,堵住管理漏洞,以免再发生类似问题,所以我认为建立管用的长效机制才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当然我不否认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李书记拿出一支笔,在纸上写下长效机制四个大字,想了一下又问:“你对那个别克扎里上访怎么看?”
叶飞在表达自己的意见过程中,一直暗中观察着李书记的表情,看他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知道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认同了自己的观点,就暗自长舒了一口气,接着说:“其实我认为这件事反映的是另外的问题,首先是我们信访机制存在导向上的偏差,我们信访部门本身是要给群众提供一个反映诉求的平台,通过党委、政府迅速解决问题,这本是除法律途径以外的又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是司法裁判的补充,是一种更直接更迅速的诉求解决方式。但是随着信访工作的推进,信访解决问题与司法裁判存在越来越严重的交叉,许多涉法涉诉问题都是以信访的形式解决的。但是信访部门解决涉法涉诉问题,极易受领导意志所左右,缺乏公信力,也使司法裁判的威信受到挑战和伤害,可以这样说,无论领导解决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结果是对是错,领导每解决一个案件,就会加深一次对司法裁判的伤害,长此以往还有谁会通过司法裁判解决问题,这是群众为什么信访不信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我认为党对司法权的监督约束力不强,民间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如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兜里揣着避孕套;公检法司贿赂好,谁想告咱也白闹。还有大盖帽两头翘,哪里有酒哪里到,吃了喝了不算完,还说法制不健全,今天别克扎里来上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样的人也能当法官,这种败类审判的案子又怎么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又怎能赢得群众的认可?这也是导致群众信访不信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认为加强对司法权力的约束,保证司法权力公正,树立司法公信力,是我们当前要抓紧做好的一件大事。”
李书记听到这里站起来在房间里慢慢地踱步:“你是说解决信访个案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源上预防发生这些问题。”
叶飞点点头,一脸的郑重:“建立长效机制,树立司法权威,让群众相信法律这是根本。”
“那么对这两起个案,你有什么看法?”
关于这两起个案,如何解决,叶飞其实也一直在考虑,心中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李书记问完,他又考虑了一会,说:“李书记您知道,我是法学专业毕业的,另外直到现在我都在天京报社做着特约记者,现在我成了一名秘书,这一阵我一直在自省,我发现我自身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看待问题尖锐而缺乏解决对策,研究问题有深度而缺乏宽度,解决问题硬搬法律法规,教条僵硬而缺乏变通,这是我的硬伤,没有几年的历练,我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叶飞停了一下,李书记并没有说话,像在等待他继续说,又像在想着什么。
的确,叶飞最近不断在自省自查,他想努力提高自已,使自已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能够客观、公正,过了一会,叶飞继续说道:“关于任跃进上访的第一个要求,是申请政府赔偿40万元。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因为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才施行的,是没有溯及力的,所以从法律的角度上来是不赔的,可任跃进的上访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法律的硬伤。从国家补偿的角度来说,政府已经为他补偿10万元,这个数目按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算得上一笔巨款,即使比照国家赔偿法也不会赔这么多,从当时的条件上说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再给他赔偿或补偿。任跃进的第二个请求是追究责任人的责任。信访局报送的资料显示当时案卷显示责任人共有4个,其中2名都已去世,在世的2人也已经退休,而且档案资料相当不完善,追查下去有很大难度。但是我认为再有难度也要追查,毕竟相关责任人太不负责了,一个人有多少个10年,这是赤裸裸的侵害他人人权,无论在职不在职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任跃进本人应该并不想追查责任人责任,他的主要目的是以此施压党委政府谋取利益,即使我们这次满足了他的第一个要求,赔了他40万,过上几年,他一定还会上访。
叶飞这样说着,李书记站起身来端起自己的茶杯,叶飞连忙接过去续上水递给李书记,李书记问:“这么说,即使我们这次给了他补偿,任跃进仍有上访的可能。”
叶飞有些口干舌燥,自己也倒了一杯水喝了几口,李书记看到眼里暗暗地点点头,这个小叶刚来时有点不自信,显得有些怯懦,他就想多留给他一些时间去适应这个环境,没想到这小子适应的这么快,更没想到他的想法和见解这么深,虽然叶飞讲的某些方面还不太成熟,但是这个刚刚进市委办的年青人能有这个见解,恐怕西凉在他这个年龄中再找不到第二个。
叶飞说:“是的,上次政府给他补贴了10万元,任跃进还写了保证书,结果不是一样还在上访吗,而且如果我们再次给他补偿,一定会给其他上访户形成导向效应,就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如果我们依法追查责任人的责任,则可以树立法律的权威,并给他一个交待,给公众一个交待。”
李书记用手由上而下梳理了几遍头发,很有感触地说:“是啊,真是个难办的事。”
叶飞也不再说话,沉静了一会,李书记又问:你再谈谈别克扎里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