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江陵”这个表字，陆扬想起给他赐字的左光斗，神色微微一黯，道：“胤平兄自谦了，早早便听闻兄台擅长书法，楷、行、草均称精绝，改日定要向兄台讨教呢”。

三人略微寒暄了一会儿，便各自坐在翰林院里，准备当差了。这时，一个难题出现了，他们三其实压根不知道自己该干嘛。这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与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依例，主要是掌修国史，修实录、记载皇帝言行、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文稿等事宜，算是皇帝的秘书机构。不过，皇帝现在有更高级的秘书内阁大学士、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般也用不着他们这些菜鸟新人，在掌管翰林院的礼部尚书，没有吩咐具体的修史等任务下来时，他们还真没啥事干。

既然没事干，便看书吧，于是，陆扬很快便过上了读书、品茶的悠闲日子，偶尔则会被叫到内阁，去帮忙跑跑腿。

有一日，陆扬突然觉得这样下去，可不是个法子，太耗费精力了，费了那么多气力，考了个状元，岂能如此闲散度日？！既然注定要在这书斋里，再耗上好一阵子，也不能白耗，于是，陆扬决定著书立说。

当然，这不是陆扬的思想已经有多深刻，必须要“成一家之言”了，而是说，他知道，目前只有这种方式，可以替自己“养望”，要想改变历史，就必须成为一个牛气冲冲的牛人，现在，陆扬既没有沙场建功的机会，也没有施展行政抱负的机会，既然无法建功立业，“立功”指望不上，那能够做的，便只有“立德”、“立言”了。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可见，“立德”、“立言”也是很重要的。

陆扬在翰林院深思熟虑后，决定拿科举考试开刀，“八股取士”在陆扬看来，是大明积弱不振的一个重要积弊，虽然作为状元，但陆扬对它其实很是不屑。于是，他决定从科举入手，具体而言，便是要质疑、动摇“八股取士”的文本基础。当然，对于“四书”，他暂时不敢非议，那可是孔、曾、思、孟“四子”的圣典，儒门中人，岂能反对？！于是，他决定拿“五经”，特别是尚书开刀。

而且，拿“五经”开刀，其实陆扬还另有深意，因为他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僵化的“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模式，他更要反对的是明末空疏泛泛的精神理念，“破”而后“立”，陆扬想在士大夫中建立一种“经世致用”的风气，建立一种以考据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学术体系，为将来的科学技术的引进，奠定思想、学术的基础。

科学技术最重视者，便是实证主义精神，而考据学，本身便是一种实证主义。于是，陆扬赋予了考据学以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的意义。当然，这也不是他的孤明先发。在后世，胡适等名家学者，都曾将清代考据学比附成中国版的文艺复兴，而将新文化运动，比附为思想启蒙。

只不过，胡适他们痛惜的是，实证主义，在中国，没有跳出儒学，来到更广阔的领域，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而慢慢地萎缩为一种书斋里的皓首穷经、咬文爵字，也就是所谓的“文献主义”exualis。作为考据学的最初动力源，那种“经世致用”的精神，在顾炎武提出来后，竟然汩没不闻，只到晚清，才慢慢被龚自珍、魏源等人发掘出来，但那个时候，已经晚了，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时间上的代际差异，已经形成，这是近代百年民族厄运的根源。

现在，陆扬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实证主义精神，便将它发扬光大，扩充为一种“经世致用”的理念，发挥全方位的影响力。

欲“立”则先必“破”，于是，陆扬这些日子，在翰林院里，不停地考证文献，同时在脑海里不断回忆后世清代考据学家阎若璩的东西。最终，他依靠文献的逐条考证，将脑海里残存的阎若璩的那些碎片化的论断，给串联了起来，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或者说是创造性地“还原”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所谓尚书者，“尚”即“上”也，“书”即史官所记之史也。尚书之名，即上古之书也。尚书由孔子编定，故又得名为书经，乃“五经”之一，原书有一百篇。西汉初，仍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书。后来，相传在孔子家宅旧壁中，又发现了尚书若干篇，是其后人悄悄藏起来的，所以躲过了秦始皇“焚书”的厄运，这些篇目被称为古文尚书。所谓“古文”，是指秦灭六国前，东方六国的古文字，与秦汉以后的隶书即“今文”相对。于是，今文、古文谁是谁非，引发了千年的笔墨官司，争议不定。

现在，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哦，好吧，应该说是陆扬的尚书古文疏证，引经据古，一一陈说古文尚书矛盾之处，将古文尚书驳斥得体无完肤、无所遁逃，于是乎，古文尚书之伪，遂成定案。

尚书古文疏证在后世，被清代汉学家以及现代名家学者推崇为“祛千古之大疑”。毫无疑问，在明代，陆扬让它提前问世，而且，陆扬还在尚书古文疏证串入了清代很多考据学家在阎若璩的书问世后所做的很多“补证”，可以说，这本书比阎若璩的原书更加精深，乃是阎若璩原书的“增补版”、“加强版”或者说是“20版”。此书问世，自然引发了朝野轰动，特别是，这本书乃新科状元之作，这无疑又给本书添附了某种独特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