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体安全从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约束各国的战争行为，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

因此，威尔逊的十四条没有带给世界足够的希望，在良知的探照灯下，干的依然是分赃的勾当。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终极阶段必定是帝国主义，为了输出产能过剩必须寻找到新的市场，而市场不是无限大的，当殖民地被瓜分一空，留给资本家们的只剩下经济危机，大衰退。

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必然大打出手。所谓的一战，二战，皆是如此，所谓的巴黎和会就是在分猪肉，会上有强势，有妥协，唯独没有公理与和平！

弱国无外交！顾维钧是一个传奇人物，也是悲剧人物。他既被国民党通缉过，也被我党通缉过。

“中国百年外交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鸿章。顾维钧只能算半个。”

时代的局限，政府的孱弱，让顾维钧只能以这样的面目留之后世。从这次巴黎和会的外交情况来看，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应当充满了压抑和艰辛。

在根本漠视弱小国家利益的集体安全制度下，顾维钧的施展空间是极其狭小的。《我的1919》当中描绘的顾维钧的所谓抗争，其实只是在精英层面上的，民众了解不到，即使了解得到也无需赞赏。

因为老百姓养活这些外交官，其目的无外乎要求以其专业本领为国争利，外交官不能按其要求拒签，那么民众自然需要发泄其不满。这让顾维钧很郁闷，但并没有让他走向反面，民意在他这边，他可以违抗政府的训令。

顾维钧到会场然后拒签这段描写是虚构的，现实中，签字现场中国代表团的两张椅子是空着的，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光明日报》评论：“故事始于唐玄宗的突发奇想，终于贵妃的喜笑颜开，但在这中间，官场的推诿陷害，民间的有冤难诉，朝堂的争功夺利，宫廷的奢靡浮华，暴露无遗。繁华的长安城如被幻象包围的仙境，一旦被戳破，就像俯瞰长安城的那片乱葬岗，荒凉破败。

历史扬鞭而去，小人物是马蹄卷起的烟尘，而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也不过是长安道上那一颗颗褐变损耗，腐败变质的荔枝。”

这可是官方的肯定啊！于是各路报刊纷纷一拥而上，对陈冀的两篇小说各种解读，读者来信蜂拥而至堆积如山。学校门口每天都有来采访的记者。

连载已经结束了，应该趁热打铁出单行本，可是现在还没有版税制度，采取的是印数稿酬，每卖出一本书，作者才能拿到1厘钱，或者就是按照千字几元，再给一份连载稿费。

现在实行的是低稿酬制度，千字7元算高的，翻译稿酬最高才千字5元。《收获》和《中国青年报》分别给到陈冀千字8元和千字10元算是破例了。

经过一番精打细算，陈冀决定放弃发行单行本的想法，等着以后稿酬标准涨起来再说。现在可以采取转载，能多拿一点是一点。

庆典结束后，学习任务陡然加重，除了几个推脱不了的采访，其他的学校都给谢绝了。就连校报也对陈冀做了采访，让陈冀成了人尽皆知的榜样。“小广播”的外号彻底被“大作家”替代，“大作家快请客啊！”

经过这场集体表演，77级经济系同学关系越来越融洽，学习劲头越来越饱满，你追我赶，废寝忘食。每天晚上学校的图书馆，教室，路灯下都是埋头苦读的燕大学子。在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一种紧迫感，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