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像一个圆圈，总有回到原点的时候，大脚板的祖母终于用大脚丈量完所有的生命旅程，她未竟的事业让她不舍离去。一代人抱着一代人的梦想，脐带连着脐带，断不了对母亲的依恋。洮儿河北岸的小村庄，目光所及的丘丘壑壑，有太多的放不下。敖包上的年轮永远定格一颗柔软的心房。

一九八〇年，改革的春风刚刚吹暖敖包滩的土地，敖包滩的大地蕴藏着即将爆发的勃勃生机。然而生命的逝去，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元旦刚过，祖母和祖父时隔三天就先后去世了。那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还不知道何谓生死。祖父病重的时候，摸着自己的脉搏说：“小振洲呀，赶紧去给我准备料子吧，我快不行了，脉像线儿那么细了！我已经八十三了，到寿禄了！”祖父是个曾经被崔判官抓错的人，他早就看过自己的生死簿，作为二神他是看淡了生死的，也许他连自己死的时辰都已经知晓了。

父亲找来好几个远近闻名的大木匠，掌灯让木匠赶工攒料子。谁想到祖母却好像害怕祖父抛下她，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临终前祖母气若游丝，指着身旁的木头箱子，示意我打开。箱子的右手边有一个精致的檀香木盒，祖母又示意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面鲜红的党旗，一面沁着木质微苦的奶香味儿的党旗，还有一只绿色的翡翠玉镯，祖母说这是留给我做嫁妆的。然后祖母就再也没有说话，一口气比一口气短，很快就没了气息。祖母留下的是一条路，一条希望我能继续坚定地走下去的路。从我出生到祖母离开仅仅只有九年的时间，这个祖母带大的孩子必定会走一条和祖母一样的路，这就是缘。祖母为自己的生命划了一条延长线……

我是祖母的小乌兰，血管里流淌着蒙古民族的血，像极了祖母的性格。还记得祖母扶我骑上骏马驰骋在茫茫草原；还记得祖母拍打马背让马儿载着我奔跑，风传耳信；在成长的岁月里，时时都有祖母的呵护和嘱托。祖母的怀抱永远余温绵绵。

祖母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一想起祖母我就会眼含热泪，那个在黑夜里哄我睡觉的祖母只能在照片中看见她的微笑了。她对党无限忠诚，还要求后代保持对党的忠诚。时光悠悠的，祖母的后人心里燃烧着一成不变的火焰，廓落的大地呀！每一棵枯草都有惊心动魄的来临。

祖母占了给祖父准备的料子。祖母死后，父亲按照蒙古族的习俗，用牛拉着棺材在草地上走了很久很久，成群的鸟儿在父亲的头顶盘旋着、鸣叫着，仿佛是在为一只火凤凰悲鸣。祖母在这黄草更黄处看尽满眼的风景，看遍这草原已经换了新天地，共产党会带领咱一代又一代的敖包滩人继续走下去，日子会越来越好。狼群在退却，牛鬼蛇神在隐身，祖母期待的美好生活已经开始了，她信任的党扛起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重任。红旗已经染红草原的每个角落，祖母可以放心地撒手西去了。沿着蒙古长调行走，祖母找到了前世的骏马，还有拴马的桩子。在河流、在草地、在旷野，马蹄声伴随着日升日落。直到牛车走不动了父亲拉着祖母的棺材才回到柳家的墓地，埋了，祖母先进了坟地。祖父在祖母死后的第三天水口未打牙，平静地离开了，祖父八十四，祖母七十三，第五天就合葬圆坟了。有人说他们这样难舍难分，来世还是夫妻。许是真的吧！老话儿也是这么说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父亲没有通知大家，但是很多敖包滩人都会自发来帮忙，父亲和母亲在极度的悲伤中张罗着大事儿小事儿。

四娘一袭青衣，手指轻轻地拂去眼角的泪水，嘴里絮絮地叨咕着：老婶子走得太早了，要是能把寿禄给她，我宁愿少活几年……

在祖母的遗物中父亲发现了祖母当年送粮食给抗联的一张收条。墨迹虽有些斑驳，却也看得明明白白。

“兹收到敖包滩党员白淑春同志送来的粮食一车，收到马三匹，胶轮车一辆，感谢她的无私付出，特以此为据。”落款是抗联十二支队。

看完这张夹在《党章》中的收条，父亲才知道祖母当年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加入了党组织。祖母把车马送给抗联是完全自愿的，回来的时候，说自己被胡子劫了，车马都被抢跑了，因此被家中的长辈责怪，忍辱负重，谁委屈谁知道吧。父亲哭着，泣不成声。他要沿着祖母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不为别的，只为让所有的敖包滩人过上好日子。共产党人为大家做事儿就应该不求回报，祖母走的时候那么坦然，她的精神留在那座巨大的敖包之上，敖包滩人心中会永远记住这位蒙古族共产党员——白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