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官员迷信的就是官营经济，王安石变法的经济部分几乎所有项目都是为了官营，争抢地润，因此也确实是与民争利，当然这个”民“值得商榷罢了。

赵顼明白垄断性质的官营经济已经走向了极端，更明白官营经济的致命危害。能如何呢？作为穿越者，你能向全体官员解释得清；你说服得了王安石接受你一千多年后的思想，人家只是与别人政见不同，但属于同一利益集团的；你敢一个人站在皇室、百官、军队的对立面。变法重要，但不能先把自己变没了。

赵顼一开始就不想争论，所以不给他们反驳的机会，接着说道：“现在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国家财富通过提高生产器具和实现充分分工合作增加生产总量，那么生产总量的增加就增加了朝廷税收的基数，就比如街上卖的炊饼，一个就那么点大，即使朝廷要走一半，也没有多少，但如果朝廷协助他们做成一个垂拱殿这么大的炊饼，朝廷取走1%，也比原先多很多。另外分工的细化就会提高朝廷税收多样化，怎么理解呢？一个人做米粉，朝廷按多少比例收税？还是那句话，即使朝廷要走一半又能有多少！分工细化后有十个细分行业参与做米粉，那朝廷就可以分十次收税了，这就是巨大的差别。”

……

“那么我现在肯定地告诉大家，朝廷现在并不是处在国家财富最差的时候，国库收入与国家财富理论上是同比例发展的，但目前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太失衡了，所以司马学士提倡“节流”是对的，可以认为如今确实是开国以来国家财富最强的时候，但也是走向下坡路的时候，我们变法不能只盯着国库收入的增长，如何扭转颓势才是重中之重，我们还有机会。”

赵顼决定收尾了：“今天说了如此之多，仅仅是我这些时日的思考，先不论对错或者是否认同，我只希望各位能够看到朝廷的难处，正视朝廷的难处，变法是势在必行的，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按照我说的观点来制定相关政策，预先试行。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万不可因政见不同斗争不停，消极怠工，停滞不前。”

说完，不等众臣反应，径直离开了垂拱殿。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一世的赵顼并未通读，关于这本书的知识点也主要来自网络碎片化的学习。作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大部分内容放到如今的宋朝能不能听懂都是问题。但关于优化生产工具和提高分工程度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大宋还是有人听懂的，科举制度在宋朝时选出来的都是超高智商的人。只是可惜他们的关注点恐怕只会停留在官营经济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也就够了。赵顼现在也舍不得。

醒过来的赵顼一直在想如何来做好这个皇帝，可以不动声任其发展，在旁查漏补缺即可，这些时日下来，还是终究抵不住财政上的压力，可怜历史上赵顼的同时，也是下定决心加以改变。当初王安石就变法与司马光开展辩论，大多数是站队司马光的，之所以要跟大臣们讲上一堂未来知识的课，就是要在理论上先站住脚，不能让王安石孤军奋战，也不能让王安石一意孤行，毕竟之后王安石要推行他的新学，蛮横地用权力来钳制思想。

有没有作用？不管他了，先抛出去再说。

今天中午得陪曹太后吃个饭，顺便讲讲在后苑建农家庭院的事情，有句话没有跟皇后她们说明，现在的宫殿太大，没有家的感觉。还是怀念那70平方住三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