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南大理或丽江这样的旅游圣地和千年佛国说开去，到了航海史，总显得比较凄惨。这些社会下层华工的命运属实悲惨。“勤能补拙”或者“勤奋致富”等等一些说辞被各类统治阶级用于PUA他们的大脑，降低他们的灵感和敏感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殖民地，指的便是洋人，半封建的封建便是官僚。无论是在洋人还是在官僚的统治下，他们都得做工。在德国，这句话叫做Arbeit macht frei，工作使人自由，即自由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工作由其他人赋予的。

这里涉及敏感的话题，就是西方的slavery或者在东方，孝道一类的东西。但无论要求他们做工的人是何种思路，这些华工被贩运到了全球各地。例如荷兰的殖民地（马来西亚种橡胶，婆罗洲垦荒等等）、南美洲古巴（种甘蔗）、秘鲁（挖鸟粪）、巴西（种植开矿）、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修铁路、开矿、淘金）、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淘金、种植业做工）、非洲马达加斯加、南非、毛里求斯、太平洋大溪地、西萨摩亚、斐济、夏威夷等等，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华人抵达目的地后，从事极为繁重的劳动，受到残酷剥削，死亡率很高，劳动寿命平均只有五年。在这样的压榨下，许多人客死他乡。根据估计，1800-1925年出国的700万契约劳工中，大约有100万丧生，30万受伤致残，幸存下来的人在工作期满并偿还债务后，绝大多数留在当地，从事小商贩、洗衣、餐饮、裁缝、种植等社会底层的劳作。在侨居国，他们还要不时面临“排华”恶浪，其生存和发展的艰难可想而知。

现今的德国，有一种教育模式叫做“双元制”，ausbildung，这样的职业教育，并不那么适合中国家长的期望。即使是从小在德国长大的华裔家庭的孩子，如果能有流利德语，通常还是要选择上“真正的大学”的。但不一定顺利的路就是合适的路。

明明是人，为什么被称为“猪仔”呢？原来这是被贩卖图利的活商品，成批成群地贩运，被关在极其拥挤的船舱里，有高低床bunk bed就算是好的了。如遇道德水平更低的奴隶主或者殖民者，这样的环境加上一些虐待，与畜类无疑。这些“猪仔”主要是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无以为生的破产农民，被海峡殖民地的同乡同族的败类拐贩诓骗甚至绑架出海，运到海峡殖民地，以债奴的身份从事强制劳动。这种拐卖人口的勾当始于何时没有详细记载。除了马来西亚以外，始于1800年的槟城就出现了转卖契约的华工（猪仔）的公开行情。即立约劳动一年，售价30元银币。在槟城和马六甲华人投机商（客头）受到当地需要华工的买主委托，租下船只开往厦门、澳门和他们自己的家乡附近，派遣爪牙到内地乡村进行诓骗和绑架，将“猪仔”运到新加坡后，“客头”先上岸找到买主，接着成交。最初的售价除去猪仔的船资旅费由买主付给之外，熟练工匠例如裁缝、银匠、木匠每人售价10-15元，粗工6-10元，有病的“猪仔”三元或更少。由于外国各类工程都需要这些人，“猪仔船”一到案，立即被抢购一空。早期贩卖属于中介性质，“猪仔”贩子只是从中赚取佣金，后来因为需要量更大，利润优厚，于是成了以拐卖“猪仔”为专业的投机组织，俗称“猪仔馆”。在槟城、新加坡、汕头、厦门、香港、澳门等地，都有“猪仔馆”联号。它们互相通气，狼狈为奸，贿通中国地方官吏，神通广大。“猪仔”运到新加坡，被送到“猪仔馆”秘密囚禁，待价而沽。“猪仔馆”门禁森严，具备各种刑具，为了管理压制这些人，甚至雇有打手。多个打手经常对被锁禁的“猪仔”横加鞭笞，声达户外。实际与监狱囚犯无异。经过囚禁刑逼，直到“猪仔”承认自愿当官方面立约偿还债务为止，这官方就是“华民政务司”。

华民政务司和东印度公司什么关系，这要说到香港。“麦当奴（1814年9月3日－1881年2月5日）是爱尔兰人，是英国派驻中国香港的第六任港督，现在香港岛半山区的麦当奴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814年生，历任赞比亚、西印度、南澳大利亚及加拿大等地总督，有殖民地行政管理经验。1866年3月被委任为中国香港第六任总督，他在中国香港6年正是中国香港经济大幅度衰退时期，主要原因是《天津条约》签订后中英双方签订《通商章程》，上海得长江开放通商之利，—跃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站。据《香港总商会百年史》载，1856年至1866年10年间上海贸易比香港和黄埔增加3倍以上，对华贸易中心从中国香港转移到上海。这期间香港造币厂关闭，挤提造成6家银行倒闭。他一上任就面临大量财政赤字，开始他采取停止各项市政建设、向汇丰银行借款的办法应急。后来他认为与其节流，不如开源。于是不顾商人们的反对，开征厘印（印花）税，估计每年收入12万元，足以弥补财政赤字。紧接着由政府统制赌博，颁发牌照，开放赌场。一方面“以赌制赌”，一方面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并以赌饷收入改善警察待遇，充实警察力量，改进贫苦华人的福利事业。这一政策给政府带来大量财源，却给社会带来不安，造成香港社会赌风盛靡一时，罪案不断增加，后在各界强烈反对的压力下不得不于1872年1月吊销赌馆牌照。在他任内第一条海底电缆在中国香港及上海之间设立，第一个救火队也组织起来，对于改善华人居住区的公共卫生也制定一些有力措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各方集资建成东华医院，其中特区政府拨款1.5万元，英国亦从特别基金中拨款支持，其余由华人捐资，这是华人在港首次兴办的社会福利事业。1869年耗资逾10万英镑的香港大会堂亦落成开幕，1874年4月任满回国，英国政府以其贡献封为爵士，1881年逝世。坚尼地是爱尔兰人，英国派驻香港的第七任港督，香港岛湾仔的坚尼地道以及中西区地方坚尼地城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年青时在军队服役，后弃军从政，在爱尔兰担任行政官。随后转英国殖民地部，曾两度出任赞比亚总督，还曾在加拿大及澳洲担任行政工作。1872年4月16日被委任为第七任港督，当时香港形势随着苏伊土运河的开放，电报及新式汽船的使用，商业有了一定的转机。”

如果去过香港，就知道，港岛南部权贵林立，坚尼Keown听着便是一种西方名字的早期开发痕迹。西人治港，将香港人都治理成为一种社会阶层固化，贫民为自己所用，赌场麻痹富人，警察遏制港人的内斗状态。当然，他们带来了电报电话和蒸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