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末期是一个风云诡谲的年代。人们总能提到义和团。

许多人对义和团印象不好。农民性，暴力等等是初始印象对他们的一些关键词。但也有人说，义和团本来就是正面的，只有在跪的人心中，义和团的站会显出自己跪的丑陋，因此他们就会疯狂诋毁。义和团的起因是在北方，外国传教士带着教众为非作歹：杀人夺田，冲击县衙殴打县令，烧人宗祠。

“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是义和团的主要行事风格，颇有一番有识乡党的感觉。

戴玄之先生（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这样评论义和团：“义和团的大起，因素复杂巧凑。倘没有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刺激，人民也不会仇外；纵有仇外之心，若无教士教民的欺凌，也不会产生群起排外的事件；纵有仇外之心，排外之事，若无天灾频仍，人民也不会有那样疯狂的行动；纵然人民疯狂反外，若无慈禧的奖励，也不会促成千古未有的奇变”。他特别强调慈禧为首的满清反动政府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外国侵略者负有次要责任，而“拳民是无辜的”。

一些学者一味去批评义和团，实质是批评了一个罪恶，而忽略了更大的罪恶以及罪恶的来源。忽略了清政府愚民的事实，专制压迫的事实，忽略了西方殖民者欺凌中国平民的事实，忽略了人民被强加的不堪忍受的灾难，造反者的姿势不够优雅，岂不可笑？这不仅丧失了历史学家应有的人性关怀，更是一种将价值观凌驾于事实至上的历史虚无。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无不以宗教迷信为号召，无不伴随着暴力，单就距离义和团最近的太平天国运动来说，同样是以民间宗教为纽带，带来至少一亿人口的死亡，是庚子之难的百倍以上。就破坏性而言，义和团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50万至100万之间，多数是被杀的拳民）远远不及白莲教、捻军、西北回民起义、云南杜文秀起义，奈何国内一些学者最痛恨义和团？奈何义和团被骂的最惨？还是因为西方对义和团评价左右的因素。由于其他农民起义不以排外为目的，所以外国人并对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太多意识形态色彩，并且太平天国借用了若干西方宗教元素，西方甚至对它一度很有好感，而义和团以外国人为斗争目标，所以在这场运动开始的时候，西方就以“野蛮对抗文明”来构建这种叙事，“黄祸”及傅满洲这些对中国人丑化符合之大流行，盖源于义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