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颜永农说了过头话：“今生就是拿八抬大轿来接我，我也不会踏脚到城里去！”现在他蚀言了，不仅到了城里，而且还要住下来，至少三年。

他用“逼上梁山”来打发对前来送行不带恶意质问他的乡亲们说。

他怀着对城市的陌生、胆怯、恐惧进来了。这里没有属于他的一寸土让他扎脚没有属于他的一块砖一片瓦让他避风雨不要说熟人连一个说加上方言口音的人都找不到。

“能活下去吗？能供儿子读完三年高中吗？能还清背在身上的三千多的债务吗？”这可是跟随儿子出来的目的啊！颜永农的脑子老想着这些问题。

颜永农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对他来说这里是一个未知的全新的天地，摸不到门，走不到路。

不想在家里熟门熟路，活儿是现成的。柴房里的柴没了摸起刀去砍缸里的水没了挑起水桶去挑栏里的牛羊在叫就赶它们到山上。

春天来了他知道翻地播种秋天到了他知道收获贮藏劳动果实。

他更有一门精湛的木工手艺在干完农活之余做些木活换来零用钱。一家四口的吃喝全靠他这一身力气换，有吃有余有存，宽裕过着一年年。

如果没有那次家庭变故也许他的日子照旧过着，在进城的前三天他发现原来的活法行不通了，儿子进城读书不再带粮食带油盐而是带钱。他还发现他的这门手艺有淘汰的危机感，刨床、锯板机的广泛运用既加快了工作速度又降底了成本，严重地冲击手工制作。

如果还像原来一样墨守成规的话那欠下的债务怕是要背到驼子不伸腰的时候。于是他带着唯一的本钱力气到城里找市场。

到底把力气卖到哪里呢？他如同瞎子出天方四门无路。“城里的天不会欺生不会绝农村人的路。”他坚信。

当然也不能等天上掉馅饼！

要出去问事做，寻事做，找事做。

他来到火车站看见一群赤膊男人，一色的一根白粗布长巾系在腰间，赤脚穿解放鞋。手里提着跟扁担，一头吊着一小捆绳索。他熟悉这扮相，这是一伙挑夫。

一声汽笛鸣响，火车进站了。车门打开陆陆续续下人了，这时从车门边，从窗口里伸出手来：“喂，扁担。”这些扁担师傅们快步上前帮着客人下货然后挑起大包小包走了。

“这活儿合我做。”颜用农想。在家里担水、担粪、担柴，担进担出肩膀哪空过？

想到做到，他立刻买来了扁担和绳索。大概扁担是做这种工作的标志，他走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就有人喊：“喂，扁担，这里。”

有三个包放在那客人的脚边，颜永农把大包做一头把两小包做一头捆好，穿上扁担，用手挽起扁担试了试，不重，吃得消。他挑起来照客人说的走。

对讲了一辈子家乡话，很少跨过县界的颜永农来说，语言是最大的障碍。这时他把家里话搬到城里来有很多困扰。

虽说早几年他到城里呆过一段时间，也跟讲普通话的儿子学过，就是没学到普通话。听是可听懂一点儿，会说少得可怜的几个常用词句子，可是年淡月久了儿子都是一口地道的方言，他更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训练普通话，因而能说的那几个音节不知丢到哪三下五去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