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离陕南，乔菽萍是难过的，和天下学子们一样，与母校说再见，与同学共话别，少不了有泪水滚落，更有一段难以割舍的恋情留在了这片清丽的山水间。

回到了家乡河都市，乔菽萍在志国中学做了一名老师。志国中学是袁征先生当教育厅长时创办的，在乔菽萍离开城固前，叶尔康托江薇给她带去了一封信，说这是他写给袁先生的推荐信，相信会帮上忙的。

乔菽萍倒也接受了叶尔康的这番好意。

有一种缘叫错过，有一种爱叫不舍。有人说，多少缘起缘落，就有多少擦肩回眸；多少悲欢离合，就有多少爱恨情仇；多少前尘往事，就有多少蓦然回首。这些话是否正确，不那么好说，但乔菽萍到底还是经历了。

一个英俊的青年军官向她走来。这个人在几年前就曾出现过，看来她是躲不掉了。

钱敏君，是个东北人。一九三一年钱敏君还是沈阳的中学生，家离小河沿不远，小时候他和伙伴们在那里捉青蛙、捕蜻蜓、斗蛐蛐玩得昏天黑地，无忧无虑。到了晚上，湖面几只画舫上彩灯如昼，笙管笛箫吹奏起来，悠扬悦耳，满湖盛开的荷花在晚风中绿裙摇曳，粉面绽春，一派娱乐升平景象。

那个时候，年龄还小的沈钰就跟在表哥身后玩耍。

当时由于南满铁路及铁路沿线早就成了日本殖民地，所以那会沈阳就有日本的租借地，火车站一带都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那个时候，日本人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基本上是无法无天的。钱敏君亲眼见到一些日本浪人在酒馆叫嚣说，要“给中国人颜色看看”。

当时他父亲是银行的职员，家境倒尚可。他在一所高中念书，无论老师和家长都告诫学生，不要招惹日本人，免得带来横祸。他听大人们在一起私下议论，早晚有一天，日本人会动手的。他和同学们在一起唠说，一旦开战就去从军，到那时一定要狠狠地教训这些畜生养的“小鼻子”。

当时在满铁沿线大小车站都有日本驻军，还有铁甲车昼夜不时来往巡逻，租界地也由日本的宪兵、警察维持。九月十八日的晚上，随着夜渐渐深了，许多人家都熄灯睡了。十点多的时候，一声爆炸惊醒了睡梦中的人，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议论纷纷。

“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大概是兵营那边搞演习吧，又是枪又是炮的！”

人们胡猜乱喊一通，但心里隐隐不安。

他父亲爬上屋顶向北边望去，只见一团闪光和烟雾勾勒出了夜幕下树木和屋宇的轮廓，暗红色的弹道划过夜空交织成骇人的火网。

“不对，平时演习从不在夜间，再说实弹射击都是朝一个方向打，哪有互相射击的！”

“这不是动真格的开仗了吗！谁打谁呢？”

老百姓不愿往坏处想，家家在惊悸、惶恐中盼到了天明。

天一亮，父亲去上班，钱敏君也背上书包去往学校。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他就明白“我们被侵占了”。还没到学校，他母亲追上来说，“赶快回家，这到处都是日本兵，还上哪门子学呀！”

龟缩在家里，扒着门缝向外张望，钱敏君看见一队日军跟着笨重、丑陋的装甲车正在门前慢吞吞地驰过，柴油的臭气和扬起的尘土呛得他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这些装甲车、钢盔、皮靴、闪光的刺刀和恶犬，让人觉得心惊胆战。母亲吓得浑身发抖，唯恐这些杀人的魔鬼就要破门而入了！

到了晚上，父亲没有回来，他母亲更是急的团团转。他想出去找父亲，但母亲不让。直到第三天父亲才回来了，这才得知，银行被日本人占领，门被堵上，许进不许出。同时父亲带回消息，东北军撤离了，奉天城里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省政府、市政府、财政厅、银行、军工厂、飞机场全部被日寇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两百多架飞机和奉天的无数设备、枪支弹药都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他父亲不能理解：几十万的东北军，饷厚粮足，装备精良，怎么小鬼子一开枪就全成了豆腐渣，扔下父老乡亲们不管就走啦？他母亲愤愤然，如果大帅没死非冲着这个不争气的“小六子”抡起大巴掌不可。

怨恨、绝望，使张学良、东北军在百姓心中，从靠山的高位，一下子跌到了狗屎堆中……

直到这时钱敏君才知晓，十八日晚上，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被炸毁，现场有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日本人以此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炮轰沈阳北大营。后来人们才清楚，那三具尸体是日本人刻意摆上去伪造的，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各队，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

那时交通断了，钱敏君父亲说，他同事的儿子正在东北大学念书，就在昨夜和一些同学徒步进关了。

钱敏君也不想当“亡国奴”。他和几个同学扔了书包，也往关内跑。后来他们遇到了待命的东北军，这支部队在十八日晚上和日本人交了手，造成伤亡。在钱敏君他们提出要“从军”的请求下，长官为了补充编制，当下就答应了。

穿上军装的钱敏君原指望能驱逐日寇，谁知部队竟然继续撤退，到了关内。至此，肥沃的黑土地完全被倭寇控制。

在队伍上，他从一个士兵的口中得知“九一八”之夜，东北军发生了什么。士兵说，在此之前没人敢惹日本人，就是我们长官也常常强调，千万不可与日本人冲突。那天晚上士兵们都睡了，突然听到一声爆炸响起。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栽赃炸毁了铁路。日本人炸轨的地方就在北大营附近，只有一里地左右，我们都听见了，但没想到随后日本人就打来了。机枪、步枪声就响了起来，而且越响越近。很快，就有炮弹落到了我们营区里。直到连长来叫我们，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当时我们人比日本人多多了，但长官就是不让打。当时连长把大家都集中在一起，然后下令把部队带入战斗岗位。我们都操起了步枪，准备战斗。这时候又来了命令，叫我们撤回来。大家都不明白，有的人哭了，有的人骂起来，有的甚至当面质问起了长官：“日本人要我们的命，我们为什么不能还击？”当时日本人都越过了西围墙，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火光下，西营房前人影攒动，枪声不断，不断有人惨叫着扑倒。平时都在一个操场上训练的兄弟，现在被日本人追着打，却不敢还手，我们算什么部队呀，手里拿着枪，却不如烧火棍。连长还是说得听上面的命令，必须服从。

这是听得什么命令？电话线让日本人剪了，日本兵穿着黄军装，戴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喊杀杀的，跟鬼叫一样。连长一看弟兄们倒下了，没办法，说：咱打吧，别等命令了！

为了逃命，为了活着，这群东北兵开枪了。

“打着打着，命令来了，要我们向东大营大操场转移。到东大操场后一清点，光我们一个班就死了六个。”

就这么，一路撤退，出了锦州，到了关内，接到的命令还是继续撤退。

直到后来，东北军被调往西北“剿匪”，一场直罗镇战役彻底打掉了东北军的幻想，也让参加围剿红军的东北军真正认清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从而也加速了国民党的营垒分化。直罗镇战役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献上了一份奠基礼。之后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驻西北的绝大部分东北军官兵对内战产生了厌倦的情绪，他们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要求抗战、打回老家去的情绪日益高涨，这就为日后发生“西安事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之后，钱敏君所在的五十一军随于学忠进驻到了西北河都。在这内陆深处，思乡之情格外浓烈。后来有一首《松花江上》不知唱哭了多少漂泊的东北儿女：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