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蕊说了经学，你把法学说透一点。”李静说。

“法家认为，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人性论观点是荀子人性恶承续。《荀子·荣辱》中写道:“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秀，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法家先驱人物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即从物质生活中寻求道德的根源，肯定了“利“对“义“的决定性意义。《商君书·算池》里指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鞅认为，人的本性与生俱来，人的一生就是追逐名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制于好利的本性。这种人本性论应用在政治上就是追求爵位，经济上就是追求田宅。《商君书·错法》中指出了统治者恰恰可以利用此人性论实现自己的统治；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吸取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诚信观念，崇尚信，宣扬信，首先，他为功利而信。法家认为道德观念会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法家之一慎到比喻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第二个作用就是“兴功惧暴”就是鼓励立战功，兴功目的是富国强兵。法家坚持人们的道德水平与社会的物质基础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当社会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时，人们就会行仁义、讲道德。”

“这是自然，人们丰衣足食，过着小康日子，生存与发展需求都得到满足，人们自会安居乐业，不会无端生事。只有在生存资源得不到保障时，才会有资源如何配置最强者说了算的暴力统治。”李静点点头说。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经学独尊，个人认为三纲五常伦理文化结构更符合君主集权制，如果以法为尊，中国历史将被重写，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所以说，法具有国家意志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是统治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规定人们可以为或不可以为，是人们行为的一个模式、标准或方向。”晓晴说。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这个我们都知道。”明敏笑说。

晓晴点点头：“法凭借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而获得普遍遵行的效力，违法者会受到制裁。法家客观看待阶级社会中人之本性，保护统治秩序，根据统治阶级需要提高或降低对被统治阶级保护。文明社会自由是有边界的，没有行为准则，就没有是非标准，人人以自己的是非道德标准为制高点，实行道德绑架，寻求支持其行为的精神力量，情感偏见压缩统治阶级思想边界，意识形态多元化，虽有法之利器，也难免文化梦想暴力倾向。老庄思想博大精深，道法自然，有了是非观的“道”，那么“道”遵循的自然就不只是顺心意了，而应是生存之道与自然规律。”

“这个再讨论就要深入了，我们没一个人是学者型的，就此打着。”李静说，“总体来说，我们是知道什么该为什么不该为，做遵纪守法好公民了。两个小朋友早走学了，通过本次探讨，晓晴，我就想问问，你处理和刘云的关系，会遵循什么道。”

“原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晓晴笑了笑：“如果不告诉你们，你们心中总有个结，也不知道怎么能帮到我们是吧。”晓晴看她们三人都点头就说：“俗语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他不爱了，我还要乞求么？让他去爱所爱，我退出不是也就给了自己新的机会？”

“你真能放下？”郑蕊说。

“放下是解脱，放不下是执念。爱就爱了，不爱就不爱，结束一段感情虽有不舍也不至于去强求。”